大家好，这是我们“长城”系列内容的第二期。我们上一期讲到了，长城的建造工艺，以及长城“不只是一道墙”，而是一套跨越了许多个朝代的军事防御体系。尤其是明长城，保留下来的遗迹最多，材料也最丰富，根据我们举出的例子，在明代山海关附近长城的沿线，还遍布着密密麻麻的军事防御建筑，它们都应当算作长城防御体系的一部分。
而根据统计，单纯计算明长城的长度，就有8800多公里，而遍布长城附近的那些关、营、墩、堡、寨等军事防御建筑，少说几千处，多说怎么也得上万处。
那么，这么庞大的一套防御体系，在当时是如何运作和管理的呢？
其实，就像我们今天陆地面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，会被分成省、市、县、镇等各级行政区划单位一样，当时的万里长城沿线，也是有一套自己的区划体系。而明长城从建设到完善，它的区划建制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。
我们先科普一个明代地方管理机制的小常识，明代分为民户和军户，还采用了“府县制”和“卫所制”双轨运行的地方管理体制。“府县制”就相当于是今天的市政府、县政府一样，是管理老百姓的。但是，还有一套和府县制并行的“卫所制”，是管理军人的。其中，有些卫所会建立独立的卫城、所城，有的实土卫所还会管理大片的土地，所以会有学者将明代的部分卫所称为“准行政区”或“军事行政区”。
我们今天的一些地名，还会带有卫所制度的遗存，比如宁夏的中卫市，前身就是明朝的“宁夏中卫”。还有一些地名尽管去掉了“卫”字或者“所”字，但仍然保留了过去卫所的名称，比如威海古称威海卫、天津古称天津卫、上海的金山区古称金山卫，深圳的大鹏新区古称大鹏千户所，这些都是从明代的卫所演化过来的。
在明初洪武年间，朱元璋下令建设长城的时候，长城沿线的守卫工作就是由这些卫所进行管理的。比如说初建于洪武十四年的山海关，在关城建成的第二年，就在山海关城内设置了山海卫，并且下设了十个所，负责管理这一区域的军务。
而在这些卫所之上，朱元璋采用了“塞王守边”的政策。他将他的几个儿子分配到边疆地区，成为“塞王”主持边疆的防御工作。然而，塞王守边政策在明成祖时期就解体了，原因很简单，明成祖朱棣当初就是一名塞王，当初就是他带着自己的兵权，发动“靖难之役”夺取了建文帝的皇位，所以他登基之后，很快就取消了这一制度，从此再也没有其他的“塞王”可以效仿他夺取皇位了。
而后期，他为了弥补没有“塞王”在边疆带兵打仗的问题，就推出了一个新的补丁，叫做“边镇制度”。后来，明代的北部边疆逐渐形成了九个边镇，被称为“九边”，而每一个边镇会派遣将军过去镇守 。与此同时，原来的卫所制度仍然存在，负责管理当地的军户们。所以简单来说，就是将军们负责领兵打仗，提出长城防御工事的整改建议，而当地大部分士兵的军籍还是归卫所管理的，这其实也是一种分权而治。
不过在修筑长城这件事情上，这些镇守将军起到了很大的功劳，尤其是著名的民族英雄戚继光。我们今天对戚继光事迹的了解，最著名的是他在东南沿海地区抗倭的经历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他曾经在隆庆、万历年间，担任过“蓟镇总兵”的职责，主持了东起山海关，西到居庸关附近这段范围的长城边务工作。在此期间，他把在东南地区的抗倭经验带到了 长城沿线，创造性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。而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，他给长城加上了“空心敌台”，让长城成为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模样。
“空心敌台”，就是长城上面的“小房子”，有些人会将它称作“烽火台”，其实他们是不一样的两种军事设施。这些空心敌台，不仅可以起到瞭望、传信的功能，还因为内部是空心的，可以驻兵、屯粮、储藏武器，可以说是一座卫星的防御城堡。
根据《明史》的记载，戚继光来到蓟镇后，就谏言皇帝，建设空心敌台：“请跨墙为台，脾晚四达。台高五丈，虚中为三层，台宿百人，铠仗糗粮具备 ”。这项工事被称为是戚继光的创举，而这个设计其实也是来自他在抗倭时的经验。今天的浙江台 州临海县，有一处景点叫做“江南长城”，就是因为在城墙上面建设了几座空心敌台，长得很像我们对于长城的认知。而实际上，那才是戚继光主持改建长城时依照的“模板”。
最后，在戚继光的推动下，到万历九年，他主持的蓟镇共修筑了一千多座敌台，旁边的昌镇也修筑了两百多座敌台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在八达岭、居庸关、古北口、山海关等著名的长城景区，可以在蜿蜒曲折的城墙上，看到一个个高低相间、参差错落的“小碉堡”，这都要感谢戚继光当年务实的工作。
说到这里，就很想分享一点想法。很多人总会在想，我们放假的时候，去这些名胜古迹参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比如说长城，不就是沿着一座城墙，爬很多台阶，翻山越岭去看人吗？
其实，我个人认为，我们中国的每一处古迹，大到一处世界文化遗产，小到一个很微小的景观，都是历史上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，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一段故事，承载着一个民族的一段记忆，而这些才是我们需要挖掘，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。
那么，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，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长城这道文化符号。比方说，有些人会习惯性地认为，长城是中国古代的“国界”，修建长城就是为了把游牧民族拦在“国外”，但是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讲，这种说法很不科学。
因为，长城从来就不是一道“国界”。我们历史上修建过长城的朝代，从来没有以长城来划定自己的活动界限，也没有把长城以外的领土认定为“外国”。比如汉武帝时期就不断越过长城防线，对匈奴发起进攻；明代从洪武年间开始修筑长城，而当时在长城之外，还保留了许多卫所单位，仍然有大量明朝的驻军。
这是因为，虽然今天我们已经拥有比较清晰的“国界”概念，但是在古人的世界观里，并没有像今天这样的“国家”和“国界”的概念。我们用两句古话，来简单介绍一下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：一句是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还有一句是“内诸夏，而外夷狄”。也就是说，理论上“天下”的每一寸土地都应该是属于“王”的，而影响“内外”之别的，只是在不同土地上生活的人，有着“诸夏”和“夷狄”的不同。而区分“诸夏”和“夷狄”的标准，也不是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“国家”或“人种”，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。
那么，长城的实际意义，应当被理解为什么呢？
近代以来，许多学者们都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。传统的视角，往往是从长城的军事价值出发的，在这一基础上，又分为“消极防御说”和“军事进攻说”。前者认为，长城是为了抵御游牧民族南下，而后者是把长城视为中原王朝向北方扩张的基地和跳板。而有一名叫拉铁摩尔的学者指出，长城不仅仅有军事意义，它更是一道经济形态和文化的分界线。修建长城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防御外敌，更在于巩固帝国内部的政治稳定，更直接一点的说法是，“保持边疆人口的规范性”。
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这种说法的依据。我们古代中国的中原王朝，从秦朝以来，就始终期望建立大一统的，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帝国。而农耕文明社会的稳定，需要把劳动人民固定在土地上，这样才能定期向他们收租子，获得农业税。
在历史资料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：每当朝代更替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中国当时留下的人口数据就会骤降。那么，当时是真的死了这么多人吗？
一些研究者就提出质疑，说我们看到的这些人口统计数字，其实只是官方登记的户口数字，还会有很多人口依然活着，但是在灾荒年间选择了逃难垦荒，或者被寄养在其他人家为奴，从而脱离了政府的掌握。而到了盛世，国家的统治力“深入基层”之后，会重新统计到这部分隐匿的人口，人口数据的统计才会更接近于实际情况。所以，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个朝代，都非常担心劳动人口的流失，会想尽办法控制人口的流动，把人民控制在土地上。
但是，土地耕作的效率总是有上限的，随着古代社会的人口自然增长，原有的土地养活不了这么多人之后，要么大家一起“内卷”，要么只能“树挪死、人挪活”，迁徙到更遥远的地方进行垦荒。但是垦荒也要看天吃饭，随着人们不断北上，不仅政府的管理成本增加，耕种土地的收益也会逐步递减。人们想要在这里生存，以当时的技术，就只能逐渐脱离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。
而我们前面讲到，我们区分“诸夏”和“夷狄”的标准，就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。当游牧民族在中原生活久了，会逐渐“汉化”，采用汉人的生活方式；而随着汉人的生活范围向适合农耕的区域拓展，也可能会逐渐“胡化”，甚至还可能依附游牧民族。
因此拉铁摩尔提出，当时中原王朝在考虑边疆政策的时候，不仅要担心游牧民族打过来的风险，还要留心本土人口的流失率，而一道开放的北部边界，无限制地向不适合农耕的区域进行扩张，不仅收益很小，还很可能给国家带来离心力。所以，修建一道长城，阻止农民前往不利于耕种的地区，尽可能把边疆线变得稳定、可控，就可以达成这一目标。
这样一来，长城的意义，就被理解成了一道农耕经济与其他经济形式的分界线，或者是一条因为政治需要而修建的文明分界线。
这一理论有一定的依据，也能说明一些历史问题。比如我们现在再看明代修筑长城的历史背景，就要联系统治者的防御思想与边疆民族关系了。明初洪武年间，朱元璋在修筑长城的同时，也提出了“临近边者，皆徙内地”的政策，说白了，就是要把边疆地区的人民先拉到自己掌握的地域来，一方面为了保护人口安全，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在明蒙之间制造“无人地带”，尽可能减少游牧文明对中原的侵扰。而在明成祖朱棣继位之后，又进一步将北边的防线内移，允许北方民族在不对内地构成军事威胁的情况下，在长城附近区域放牧、生活，甚至在固定的关口进行贸易。
当我们把长城的概念，从政治上的“国界”转化为一道经济和文化上的“分界线”后，其实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关系。比如说，我国历史学家田昌五提出过一个“土地关系与民族关系”的循环理论。他指出，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，都是围绕着土地关系而迁徙活动的。围绕着土地关系的大循环，有一个民族关系的大循环，不是固定不变的。这样的民族关系，和西方迥然不同。而中华民族的社会经济，都有自己特有的循环规律。不管是开放还是闭关，都是按照自身的规律进行，离不开土地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循环圈。这个循环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外延会有所伸缩，但决不会因外力而改变。所以近代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一浪又一浪袭来，但还是破坏不了这个循环圈。
而在这个土地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循环圈中，位于农牧自然交界带上的长城，便不再是一条划分边界的“线”，而是历史上中华民族交流和融合最为密切的区域。无论是农耕文明、游牧文明、渔猎文明或者其他形式的文明，历史都在以长城为中心，形成了一个沟通密切的“长城地带”。而今天的中华民族，就是历史上这些民族交流、融合诞生出来的。
我国历史地理学的泰斗谭其骧先生曾经说过一段话：“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，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，具体说，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，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。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，就以此为范围。不管是几百年也好，几千年也好，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，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；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，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。”
这是因为，我们首先是现代的中国人，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“中国”作为中国的范围；而我们也不应该拿今天的国界来限定历史上的中国范围，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，几千年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，作为历史上的中国。
所以，我们不要再把长城称作一条“国界”啦，长城，应当是中国各个民族聚居交往的重要地理标志，历史上出现过的各个民族，环绕着长城，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。
好啦，我们关于长城的视频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。希望我们这两期视频，可以帮助大家更全面地认识长城，更好地热爱我们国家的文化符号和历史遗产。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们接下来会有更多优质的系列内容源源不断的奉上，我们下期见。
